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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:中国科学技术大学    发布时间: 2019-04-01 13:21  【字号:      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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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原标题:日本新年号“令和”,含着对中国老师怎样的藐视?

  文/陈小刀 李小飞刀

  当地时间1日上午11时42分,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正式公布日本新年号为“令和”(れいわ,Reiwa),出自日本古代典籍《万叶集》。

  从公元645年,大中兄皇子仿照唐朝制度,设立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“大化”以来,1374年时间,247个年号,出处全部来自于中国典籍。

  即使是明治维新之后,日本最想跟中国划清界限的那些年,这个传统也没有变。

  “明治”取自《易经⋅说卦传》“圣人南面听天下,向明而治”。

  “大正”取自《易经》第十九卦中的“大亨以正,天之道也”。

  “昭和”取自《书经•尧典》“百姓昭明、万邦协和”。

  “平成”取自《古文尚书⋅大禹谟》“内平则外成也,地平则天成也”。

  也就是说,这是1300多年来,日本年号首次成功“脱中”。

  早在这次新年号的产生过程中,日本媒体就不断放出消息,首相安倍指示周围的人,年号出处最好来自于日本古典书籍。

  媒体分析,安倍的心思大概是,为什么日本制定国号,要有借助中国帮忙的感觉?

  赶在这个时候“脱中”,几个意思呢?

  选拔

  由于意义重大,日本年号的每一个字选择都非常讲究。

  根据日本1979年颁布的《元号法》,如果天皇退位,年号也必须改变。按照日本政府规定的年号选定程序,日本首相需要钦点数名精通中国史、中国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等领域的学者,让他们提出两到五个新年号作为候选方案。

  此次选出来的字要遵循6个条件:

  1。使用常用汉字

  2。每个字最多12-15个笔画

  3。第一个字的拼音不能使“MTSH”

  4。尽量避开民间预想的年号名称

  5。不要用经常作为人名的汉字

  6。不要使用与大企业相同的名字

  备选方案出来后,经过参众两院的商量,最后由内阁会议决定“胜出”方案。

  过门关节在于,不管法律规定得多细,最后都由有内阁决定,内阁由谁决定呢,当然是首相本人。

  从以往年号产生过程看,人为因素很大。在上世纪80年代末选定取代“昭和”的新年号时,日本政府委托东洋史、中国哲学、文学专家以及著名阴阳学者(阴阳师)等人参与选定。最后提出了“平成”、“修文”和“正化”三个方案。

  当年具体负责操作的内阁审议室室长回忆,在恳谈会上,因为“昭和”的读音开头是S,而正化、修文的读音也是S,他就诱导恳谈会的8个专家选择“平成”。这个操作过程都是可以公开拿出来说的,而这个人不过是个负责实务的小官而已。

  到首相这个级别,可想而知个人因素有多大。

  正朔

 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年号有着特殊意义。它既是天子执政的时间单位,也是天子权威的标志。每一次更换年号都是国家大事。年号的取舍、含义,毫无疑问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寓意和政治考量。

  如果一个年号的时间跨度比较长,期间发生过一些历史大事,或者当朝的皇帝比较有个性,年号就变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,尤其是明清两代皇帝“一世一号”(一任皇帝一个年号),年号就取代了帝号,成了民间称呼皇帝的一个代指。

  不同的年号代表了不同的时代风貌。

  比如“康熙”跟“光绪”这两个年号,在中国人脑海里反射出的画面是截然不同的。

  又好像,看到“开元”就想跳舞,看到“乾隆”就想下江南。

  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还保留着中国古代纪年法的国家,日本显然全盘接受,深度领会了年号和年号背后的那些东西。

  比如日本第一个年号“大化”,出自中国的《易经》:“大化流衍,生生不息,阴阳相动,万物资生。” 这《易经》在描绘世界万物起源、变化的画面。

  取这个年号,显然有从头开始,万象更新的意思。跟大中兄皇子发动政变搞改革、向唐朝学习的意愿很切合。

  想出这个年号的人还挺懂行的。

  再比如,后醍醐天皇在1334年改年号为“建武”,它原是东汉光武帝的年号。当时日本朝政由镰仓幕府把持,天皇被压制得很惨,他从儒家的“忠君爱国”思想出发,希望恢复天皇权威,推翻幕府这个“奸臣王莽”,像汉光武帝一样,实现“中兴”。

  虽说日本年号出处很爱往中国的典故上贴,但另一方面,年号这件事,也反映出日本“小九九”的一面。

  年号是天子的年号,天下只有一个天子,年号也应该只有一个年号。也就是说,用谁的年号,谁就是“正朔”,就有权威。 比如古代的朝鲜、越南、琉球等国,在其国内均使用中华王朝的年号。

  而日本不但在年号上保留了独立性,历史上它还能常常趁着中原王朝衰落的机会反将一军。

  晚唐时期,唐国力衰退,日本多次对中国的东北地方政权——渤海国威逼利诱,要求渤海王使用天皇年号。

  近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向强大,向琉球王国扩张。1879年,日本强迫琉球使用天皇年号,随后派军侵略琉球。

  在对朝鲜和中国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期间,日本在两地也用天皇年号纪年。

  明治维新以后,日本采用“一世一号”,年号成了日本国运的标志:

  明治时代,日本走上维新变法和对外扩张之路;昭和时代,日本经历二战、战败再到经济起飞;刚刚过去的平成年代,日本经历失去的三十年,经济泡沫破裂,少子化老龄化,国家日益暗淡,年轻人丧成了不思进取的“废宅”。

  普遍流传的段子是,“明治养神、大正养士、昭和养鬼、平成养猪”。

  再比如,二战战败后,号称日本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曾提议:为了让全体国民都认清战败的事实,应该改年号,年号可以带有“新生日本第一年的含义”,或者带有“民主主义元年”“兴国元年”“投降2年”等含义。

  那么,日本为什么要选现在这个时候,再次表现出它的独立性呢?

  脱中

  实际上,在年号上摆脱中国的影响的想法,早在讨论“平成”的时候就已经萌生。

  在“平成”年号决定前,世界上还有“日本第一”的讨论,内阁大臣在国会演说的时候,还会用“日本领导世界的新理念”之类的说法。再依赖中国典籍,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合时宜。

  尽管日本泡沫经济应声破裂,但这个想法延续了下来。冷战结束后,日本进一步开始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,将自己的国家定位为,既不是个东洋国家,也不是个西洋国家,既不处在美国的指挥下,也不是处在中国的威慑下,而是个有自主决定权的全球性国家。

  在与欧盟的交往中,与东盟的交往中,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中,日本都抱持、强调着这样一种态度。

  受制于中美两个大国,又不愿受制于两个大国,既想“脱中”,又想“脱美”,日本时时表现出一种纠结。

  就安倍本人来说,他是成长于战后一代日本人的首相,对这代人来说,战争的责任不想再背负,战后体制是一种束缚,不管国民还剩多少心气,安倍认为他的使命就是让日本重回大国地位。“令和”这个新年号,也包含了让日本也“走进新时代”的意思。

  当然,无论新年号是从中国典籍里选,还是从日本典籍里选,这都是日本自己的家务事,中国被捎上,都不过是躺枪。

  我们都知道,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个源头。我们也都清楚,鸦片战争之后,日本目睹清政府的软弱,转向学习西欧,早已不把中国文化当做憧憬和依托的对象。

  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,日本国内掀起华夷之辨,核心观点就是认为,东亚文明的正统已转向了日本,日本已经是中华。

  我们经常说,日本是个擅长学习的民族,却忽视了它学习消化之后,反过来藐视老师的一面。

  在吸收了国外文化之后,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,转化成自己的东西,产生所谓国风文化,再强调这个转化过了的国体、国学、国粹。

  吸收一阵、沉淀一下、鄙视一段,时不时还要反过来抢个地主,这个过程在日本历史上反复上演,几乎成了日本文化心态中某种规律性的东西。

  经过这么多年,在社会层面,对日本文化的一个源头是中国文化这一点上,日本民众有时候处在无意识的无知 当中。

  很多人既不知道哪个年号是从中国古籍中来的,也不了解历史上中日文化的渊源。对中国当下的发展,既不关心,也不了解,亦没有亲近感。中国文化已经变成了日本的文化,而中国是个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存在。

  这给我们提出两个问题:

  第一,外部世界,尤其是发达国家精英和媒体层面的偏见,以及社会民众层面的漠然无知,是中国走出去的一个障碍。

  第二,对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,有些人以往会陷入两种极端:

  一种是认为日本文化都是从中国文化剽窃所得,日本文化就是盗版得不太好的中国文化。

  另一种是认为,中国文化的根已经在日本,要到日本去寻根。

  对我们来说,这两个问题比日本年号重要。

  



(责任编辑:钦黎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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